时间：2017年6月9日 19:00——21:00

地点：云南大学东陆园文津楼A座307会议室

报告人：汪洋，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普富香，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召集人：张雨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

读书书目：《江村经济》

这次读书会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参加读书会的成员做自我介绍，第二个环节是汪洋博士做读书报告，第三个环节是大家自由讨论。

读书会开始，张雨龙老师介绍了“理解乡村”读书会选择书目的原因。“理解乡村读书会”是云南大学“理解中国”活动之一，所以选择书目时考虑了中国乡村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两个方面。据此筛选出了一些研究中国乡村的书目，包括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乡村的经典著作，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等，也包括了外国学者（汉学家）研究中国乡村的成果，如（美）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美）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的选择还考虑到边疆少数民族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当然，在众多中国乡村研究的书目中，无论怎么选择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研究内容，只能选取一些所谓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期通过认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达到对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有较深的理解的目的。

接着，主持人普富香博士简要介绍了费孝通先生的生平。《江村经济》作者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36年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4年加入民盟。 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他的代表著作很多，主要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等等。

紧接着，汪洋博士报告了《江村经济》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问题。《江村经济》这本书是1936年夏天，费孝通在太湖边进行的一个月的调查，然后在前往应该伦敦的游轮上花费两周写的。这本书一开始就写了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慧。费孝通在大瑶山做调查的时候掉入陷阱，新婚妻子王同慧为了下山寻找救援牺牲了。从此以后费孝通的每本书上都有这句话。这本书内容非常细致，有很多图表数据等等。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这本书的序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写。这本书出版之后，有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对其做了评价。弗里德曼认为一个村庄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农民。费孝通身上带有人类学家的自信进入一个他非常熟悉的村庄，所做的调查无法摆脱当地人的身份。并且书中没有关于历史的内容，但众所周知的，历史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利奇也对费孝通的调查方法提出质疑。他不赞成初学人类学的学者从自己的社区入手做调查，他认为研究他者比研究本土人更加容易。还认为费孝通通过姐姐的帮助进入田野调查地是一种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并借助地方知识开展田野调查的方法，是人类学不提倡的。中国学者甘阳认为功能主义力昌本土化研究的缺陷是不考虑历史性因素。对这些批判，费孝通先生也给予了回应。费孝通回应弗里德曼时说开展“微型社会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学中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中的“总数”，社会学研究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也远远比数学中的个数与总数的关系复杂得多；回应利奇时则强调开弦弓村并不是自己出生的村子，文化上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不能说完全是自己人研究自己的文化。

最后一个环节，大家就《江村经济》的内容、方法论意义以及微型社会研究等方面展开了讨论。首先，《江村经济》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开弦弓村内的经济生活。这本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是我们进入田野调查内容的一个范本。其次，功能主义出现的时期，人类学面临着一次转型。殖民地的消失，让人类学家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进入土著社会。而要转向有文字社会的研究。但其实对于有文字社会的研究是不是也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再次，在我们讨论微型社会研究的意义时，应该思考下微型的社会怎么研究？正如费孝通反驳利奇时说的，社会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不同于数学中的总数与个数的关系，社会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犹如整个蛋糕与从中切下的其中一块蛋糕之间的关系，其包含的内容和要素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最后，个案的意义在于让这个个案所回应的问题和理论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尽管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全阐释一个个案，也没有任何一个个案可以完全印证某一个理论，但个案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现有理论的拓展或建构新的理论。

整个读书会气氛活跃，大家积极发言，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