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19时，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亚辉应邀作客我院，做了主题为《卓尼土司的权力类型和改土归流》的讲座，该讲座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讲座的第二十四讲，由我院李志农老师主持，我院师生约百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梳理了卓尼土司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现状后，张亚辉教授首先阐述了自己关于卓尼土司制度的研究出于三个目的: 一是通过等级制的近代变迁来理解藏族社会等级制的基本内涵；二是考察边疆王权的现代形态，以理解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的性质，以卓尼的经验材料来说明现代中国政治实践从等级到平等的转型；三是探索中国边疆封建王权社会的政治学性质，补充和反思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理论。之后，张亚辉教授对其本人卓尼土司研究的材料来源和与卓尼相关的既有研究做了介绍和简要述评，并介绍了在卓尼田野点的情况。

在讲座的主体部分，张教授首先讲解了卓尼土司的王权及其结构。他指出卓尼土司王权结构的形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圣王权的建立和接受中央册封，即“些地”类型（当地土司被称为“些地”藏语有智慧、聪明之意，可引申为“世故”），即来自神圣王权的政治合法性；第二阶段是内部基层社会结构的改革，即杨朝梁和杨威父子的过渡，加强社会基层组织控制与军事编码系统的确立时期；第三阶段是宗教与王权的叠合时期，称之为“杨汝松”类型，教区制度的建立；第四个阶段是近现代国家势力的扩张和卓尼土司权力结构的转型，两次姻亲关系上的权力攀附，土司王权的军事化，即“杨积庆”类型。

张教授就卓尼土司王权卡里斯马的来源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一是作为吐蕃贵族的后裔，在民间对卓尼土司都有“拉萨王爷”的称呼；二是来源于卓尼版大藏经，以及格鲁派最高法王甘丹赤巴有8任来自于卓尼地方，是一种“宗教事业的胜利”；三是在当地的山神祭祀系统中，“阿尼者各”山神是总四十八旗总山神和卓尼土司的“杰拉”（山神），土司是山神祭祀的核心；四是来源于中央王朝的册封。张教授根据历史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卓尼土司这种权力结构性质，是类似于“套娃式”的王权叠加，而非西方的具有相对性的对立关系，并不能绝对说它就是一种等级的衰降，他认为这是一个固有的结构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被展开了，对应的空间不同，“王”的类型也在这些空间当中进行的转换。虽然这些原有的结构在如今已经被打破，但在其他空间当中，这种“王”的类型依然被保留下来并且加强了自身的存在。

随后，张亚辉教授介绍了卓尼土司制度的构成，就卓尼土司制度现代化过程做了动力学分析与历史分期。他指出土司制度的现代化过程是对整个制度系统的考察，而不是对土司家族现代化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界定土司制度的现代化张教授认为应该从三点出发：一是土司制度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现代化；二是土司治下的基层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三是土司宗教制度的现代化。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由于土司和寺院的权力都被削弱，现代国家权力在功能上不具备填补土司和寺院留下的空缺，对于这种“陌生”的国家，基层部落与村落山神的权力空间与信仰空间从重叠的状态下被解放出来，还出现了基层部落与村落山神“闹独立”的情况。

最后的结论就是土司治下的社会类型众多、土司权力结构多样、国家政权和部落政权相对分离，导致土司制度一部分的部落权力和部落结构在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得以保存。张教授指出现代化过程是政治多层次性的整体变化，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问题在于政治的多层次性是如何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的多元一体是政治塑造文化的过程，王权的合法性是笼罩在整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上，这与德意志文化塑造政治框架的类型是对反的关系。卓尼的经验意义就在于为中国边疆封建制度的内在结构和近代转型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多层次性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的机制提供了相关经验的样本。并且，张亚辉教授还提到卓尼经验一是启示了社会地位与等级制度关系强度的差异导致权力类型的差异。二是从卓尼的经验来看国家与部落关系，国家作为陌生的范畴，“陌生人-王”理论有着根本的漏洞；国家与部落两种政治类型的转变与叠加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婚姻等级与政治等级之间的耦合并不具有必然性。三是卓尼土司制度的经验为与夏威夷现代化过程中的血亲与姻亲关系的差异提供了对比，对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主讲人简介：

张亚辉，1976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社会组织，水利社会、人类学理论。出版专著《宫廷与寺院：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鲁茸玉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