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中旬，云南大学民族学本科专业田野调查实习工作正式拉开序幕，29名202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学生在何林、罗明军、和奇、刘彦、袁溶侦、聂选华、樊榕7位教师的带领下，陆续分赴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维则村、保山市腾冲市和顺镇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彦洞乡等地开展为期30天的深度田野调查。此次专业实习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践行“课堂+田野+语言+技术+艺术”五维育人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传承“魁阁”学术传统、践行“从实求知、学术报国”精神的重要学术实践。为保障本次专业实习高效推进，民族学系于7月2日在文藻楼512会议室召开实习动员会，民族学系主任和奇就田野调查与野外实习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讲授和部署，与此同时，田野调查实习带队教师分别围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等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讲解，并结合历年田野调查实习案例，就田野伦理、应急处理等注意事项作了重点强调。
云南大学民族学本科专业田野调查实习工作启动会现场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吴文藻、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林耀华、杨堃、江应樑、田汝康等国内外知名民族学和社会学学者的奠基下，形成了既具中国特色又有全球视野的学科高地，涌现出《云南三村》《生育制度》等传世经典，开创了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魁阁时代”，并逐步形成影响深远的“魁阁学派”。自此，扎根田野、经世致用的学术基因便深深嵌入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育和学科研究体系之中，也奠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扎根田野、自由讨论、传承创新的优良学风。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传统与专业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从实求知、学术报国”的“魁阁精神”的坚守，以及将田野调查作为核心研究方法的学术范式。“魁阁精神”是云南大学民族学的灵魂，它促使历届莘莘学子坚定地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深入边疆和广大农村，在学术实践中认知民族文化和理解中国社会，切实践行魁阁时代先辈“从实求知”的严谨学风与“学术报国”的宏大志向。
历经八十余载的矢志耕耘，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始终坚持“为党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之人、为国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才”，扎根祖国西南边疆，在云南省各市（州）县的广大乡村建立民族学田野调查点20余个，驱动“课堂+田野+语言+技术+艺术”的五维育人模式落地生根，培养了大批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在人才培育过程中，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立足民族学知识生产“从实求知”的实践性特征，推进理论教学与田野实践深度融合，确保师生能够长期、深入地接触真实社会，促使民族学本科专业学生从理论知识的接收者转变为文化现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了超越书本知识范畴的社会文化认知。
石林县长湖镇田野调查实习小组在维则村走访调研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方法，也是深化课堂所学民族学理论的根本途径，它不仅是教学空间，更是检验民族学理论、方法和学术判断力的核心场域。此次专业实习旨在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田野即课堂”的教育教学理念，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现场中，用历时30天的时间，完整经历“确定选题—进入田野—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记录整理—撰写报告”的各环节和全流程，从而真正学会做一次符合学科范式的民族志研究。田野即课堂并非仅仅是一次课外实践，而是把课堂中的理论、方法带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去校验，让学生从知道民族学是什么变成会撰写民族志，同时培养同学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敏感度和共情能力。
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获得的不仅是学术训练，更是理解中国社会复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精神力量。在理解民族文化层面，通过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学生得以运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记录地方性知识，全面、系统地搜集第一手调查资料，在鲜活的文化实践中理解民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在认识中国社会层面，田野调查是不可或缺的认识论路径。田野调查对于深化课堂理论方法、在地理解民族文化与认识中国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它是连接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课堂上学习的民族学理论往往是抽象的，而田野调查要求学生直面鲜活的社会生活，在具体的田野情境中检验、修正乃至发展理论，真正实现“从实求知”。其次，田野调查是实现“在地理解”的关键。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与多元性，通过长期的田野参与和观察，研究者能够跨越文化隔阂，秉持“主位”视角，真正尊重并理解研究对象的价值体系与行为逻辑，避免主观臆断。最后，田野调查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它是民族学者锤炼学术品格、涵养人文关怀的必修课。它让知识根植于中国大地，让研究饱含温度，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文化自觉的宏大使命。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始终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为知识生产和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要路径，致力于推动系列调查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对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实践、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努力为中国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参与调查同学分享感受：
在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维则村的田野实习，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课堂理论和实地田野调研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在课堂学习集体欢腾理论时，我们仅停留在知晓某一文化现象出现于令人敬畏的仪典性场合、能够凝聚群体、加强个人的群体认同的层面。在实地参与村寨篝火晚会、斗鸡活动后才发现，集体欢腾不仅仅出现在祭祀这类神圣场合，日常的歌舞聚会、民间竞技同样会催生共享情绪，而世俗场景下群体联结的逻辑却更为松散多元。我认为，深描要求研究者挖掘行为背后的多层象征意义，在观察所各邑村的斗鸡比赛后，我意识到格尔茨针对巴厘岛斗鸡搭建的阐释框架不能直接照搬，也不能用以理解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所各邑村的斗鸡文化。所各邑村的斗鸡多为私人组织的娱乐性活动，主要是为了赢得奖金、同辈社交与休闲娱乐，过度套用理论解读容易脱离村民生活的真实场景。与此同时，我深刻地认识到，依托校地合作渠道进入村寨，虽然降低了田野的进入难度，但也需要持续反思研究者身份对当地的影响以及自身的观察偏差。田野调查实习让我懂得，民族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书本理论之中，而是需依靠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获取在地经验，相对客观地把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现实，以获得贴合维则村实际的社会认知。
——云南大学202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王雨彤
石林县长湖镇田野调查实习小组在维则村
在腾冲市和顺乡的田野调查实习已悄悄度过六分之一，也正因为每天都充满了新鲜与挑战才过得如此之快。当写完田野日志正准备合上笔记本电脑时，我也在回想这些天在和顺古镇和大庄村走过的每一块火山石板，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心里有很多的感触。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对“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主位与客位”这些概念并不陌生，考试也能准确回答谁提出理论和如何运用。但是，当我真正走进田野，才发现这些方法往往是在每一次无所思的对话与观察中自然而然想起并运用的。在魁阁观看朝斗会、在八大宗祠里对比细节、与多位老先生聊人生过往、聊未竟之事……这些鲜活的“在现场”，是任何教材和著作中的案例都无法替代的。只有在具体的人际互动中去感受和体验，甚至是闭上眼去冥想和复盘，才能理解他者的文化。在和顺的实习也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我学会了从政府、资本、本土乡民、外国侨民多个层次以及不同主体的博弈机制去理解和顺镇的社会。在这里，我看到了“土专家”们对于和顺原初文化、历史、景观的坚守；也看到资本介入也不是一件“坏事”，它为和顺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我还看到同一个地方、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而我作为一名研究者，不能去简单地判断谁对谁错，而应该通过专业的思考和碎片信息的拼接，去深刻理解每个讲述者为什么这样讲。我想这就是民族学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方式。
——云南大学202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郭家乐
腾冲市和顺镇田野调查实习小组走访和顺图书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彦洞乡的田野调查实习，让我重新理解了课堂上那些看似遥远的学术概念。格尔茨强调，研究者的任务是理解行为背后的意义结构，而不是简单记录现象本身。在彦洞乡的村寨，我看到水瓢就放在水井盖却没人拿走，看到大家愿意为集体娱乐凑钱买音响设备——这些细节背后，是一整套关于“公共性如何维持”“信任如何建立”的地方逻辑，是课堂和课本无法传递的具身体验。人类学研究提醒我们，看似“边远”的社区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们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复杂互动。在彦洞乡和瑶白村，我亲眼看到80后、90后外出务工带来的通婚圈扩张，看到外来媳妇嫁入本地，看到传统婚俗中“舅公礼”从权力象征演变为联络感情的方式。中国乡村不是传统的遗存物，而是持续变迁的活态社会。作为民族学专业的学生，田野调查让我们走出书斋，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是课堂给不了的学习体验，却是专业实习中最珍贵的一课。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无法被任何一种宏大叙事所穷尽。它藏在街边的闲聊里、油茶的香气里、斗牛场上的欢呼声里。民族学及其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方法，让我们有能力去倾听这些来自乡土的细微声音，并把它们编织成一幅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有温度的日常生活图景。
——云南大学2023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郭思涵
锦屏县彦洞乡田野调查实习小组在瑶白村
撰稿： 和奇 罗明军
一审：聂选华
二审：马居里
三审：钱 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