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多样性演变——中国西南的环境、历史与民族文化》

讲座人：尹绍亭

讲座时间：2018年7月24日星期二16:00—17:30

讲座内容整理人：杨鹏、薛敏

统稿：杨鹏、薛敏

2018年7月24日下午，云南大学第十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第三讲在云南大学文津楼A座A报告厅开讲，本次学术讲座的主讲人是尹绍亭教授，主题：《多样性演变——中国西南的环境、历史与民族文化》。本场讲座的主持人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马翀炜教授

主讲嘉宾简介

尹绍亭，1947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负责人，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10种中、英、日文专著和百余篇论文、译文。领导并参与了云南民族博物馆建设，主持建设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和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持建设了5个民族文化生态村和3个乡村社区博物馆。

讲座内容提要

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多样性富聚区之一。多样性深刻地塑造了各地历史、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走向和进程，而历史、环境和民族文化反过来又给予多样性巨大影响，两者的互动，演绎了环境、历史、文化的复杂过程。尹绍亭教授从环境人类学、环境史的角度，论述了西南地区多样性内涵、多样性的生态意义、多样性衰变及其后果、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认为重视多样性及其演变研究，对于认识和理解自然和人类相互关系、对于认识理解民族文化的变迁，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讲座内容

一、西南地区的多样性

多样性及其演变是世界各地环境史普遍存在的现象。多样性包括生态环境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族群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尹绍亭教授从生态系统、生物、民族、文化四个角度展开对西南地区的多样性的讨论。

1.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多样性

西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形态各异、尺度大小的生态环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各具形态，生生不息，演绎着共生共荣的自然史。

2.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又称物种岐异度，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它包括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生物多样性四个层次。西南地区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富聚区。

3.民族多样性

当代西南民族的来源，最早有氐羌、百濮、百越等几大古老族群，而后相继有汉、苗瑶、蒙古、回、满等族群进入，形成了集聚与杂居并存的分布局面。“集聚”、“杂居”都存在“生态位”的划分和选择。

同时，尹绍亭教授从平面分布和垂直海拔分布分析了西南民族的多样性。他指出，族群垂直分布，不同族群居于不同的生态位，分散了人口压力，平衡了自然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矛盾和战争。

4.文化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源于族群多样性。在西南各民族中，有人类所创造的所有采集狩猎农耕畜牧类型、所有原始传统的交通方式、所有原始传统的聚落形态和民居建筑、所有原始和传统的食物加工方式、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原始和传统的民族服饰等。尹绍亭教授指出，西南地区众多族群及其支系都具有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风俗习惯，传统的社会形态远远不止进化论所划分的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类。同时，他认为，除社会形态之外，文化多样性还体现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字古籍、节庆祭祀、诗歌传说、歌舞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

二、多样性长期保持的原因及其生态意义

1.环境闭塞

直至20世纪50年代，西南高山深谷里的交通，大多还是悬崖峭壁上开凿的天梯栈道、峡谷激流上架设的竹藤溜索吊桥。交通因自然和人文因素长期受阻，人口数量和密度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西南的环境和社会之所以长期保持“原生态”状态，各种多样性之所以能够长期繁盛不衰，与此关系密切。

2．“瘴疠”肆虐

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西南地区的瘴疠或瘴气主要是疟疾、鼠疫、天花、霍乱等的传染病群。瘴疠不仅严重危害外来人群，土著居民亦常因传染病爆发而大量死亡。

3.族群壁垒

西南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和碎片化，不可能形成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大文明体系，却利于促进族群的分化、变异，利于小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和形态各异的小国寡民的产生。长期的族群壁垒和险恶的生态环境一样，对于阻止历代王朝的直接统治图谋和东部移民的进入，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

4.文化适应

人类的适应是人类与自然的最基本的关系。人类对于生境的适应，有遗传和生理的适应，但主要是文化的适应。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适应可谓丰富多彩。尹绍亭教授为学员们提供了三个代表性例子：傣族等的热带低地生态适应方式。热带、亚热带山地民族的森林生态适应方式。藏族等的高寒山原生态适应方式。

三、社会变革与多样性衰变

最近70年，西南也和中国广大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言而喻，变化动力主要来自外界，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能量。

1.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南地区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省、区、县、乡、村行政体制，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在少数民族集聚区，则在大一统的体制内建立相应的民族自治的区、州、县、乡，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行使自治的权力。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的不同地区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和各民族传统社会制度至此全部终结。

改革利于保障国家统一、巩固国家政权和国防、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但各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颠覆已然对传统文化体系、包括文化生态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落后生产力”的改革与取缔打乱了各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多样性的适应系统，干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地方传统知识迅速流失。

2．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彻底改变各民族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西南地区首先进行了政体变革，接着实行合作化、公社化改造，并先后发动了“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则又实行家庭承包连产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诸多激烈的革命、运动和改革，各民族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被迅速改变和淘汰，以内地社会经济为标杆的同一化取代了各民族传统社会的多样化。

3．资源开发

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植被资源被过度开发，致使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病虫害频发，污染加剧，气候变异，水源干涸，酿成种种生态灾害。

4．改善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修筑了通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公路，西南地区的原始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国家组织“中央防疫队”、“民族卫生工作队”奔赴西南地区，大力开展瘴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5．人口增长

西南几个省区1950年代人口都在2000万以下，据2015年统计，云南人口4742万，广西4796万，四川8204万，贵州3530万，重庆3017万，均为1950年代各省区人口的大约3倍。

四、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是物质世界丰富繁荣的根基，是形成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多样性的源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是否能与之适应，而不是走向人类中心主义、政治中心主义、物质心中心主义、发展中心主义的歧途，将不仅对自然环境，也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尹绍亭教授指出，20年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生态观发生的显著变化：

1．建立“自然保护区”。

2．建立国家公园。

3．遗产保护。

4．实施“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

5．生态文明建设。

五、总结

1．多样性是人类和自然的基本禀赋，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自然的历史兴衰。

2．中国西南是世界上多样性最为富聚的地区之一。多样性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历史和环境演进的过程。

3．对于环境史研究，多样性视角不可或缺。多样性作为一种方法论，既可以用于大区域的考察，也可以用于小地域精细化的研究。

4．本文多样性角度的考察，作为一种方法论追求，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实践和探索。

六、提问答疑环节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洪泽同学提问：

问题一：关于偏僻地方民族的适应问题，科特认为是政治适应，您认为是生态适应？

回答：产生民族适应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据历史文献记载，历史时期出现有诸多的历史现象。一些民族的迁徙，是为了逃避赋税、战争和强势民族的挤压。而也有很多民族迁徙是为了寻求新生存资源、自然资源，比如说，有的民族因为自然灾害降临不得不迁徙，有的因为疾病、疫情发生而迁徙，而有的是因为鬼神观念因素影响而迁徙，像拉祜族等，如果他们生病了，就认为这里有鬼作祟，所以他们认为必须要搬家。我们的很多国外学者存在很大误区，在他们的思维定势里边，认为中央王朝总是对边境、边疆不断的侵略和挤压，总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他们从这样的思维出发，就会得出一些偏见性的理论观点。这种思维定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有它的道理，它掌握的依据有它的事实支撑，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因此，我们研究的东西，一定要从它的事实、资料（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出发。如，我认为，斯科特的佐米亚划分就存在问题，这个地方的多样性非常复杂，并不是如他描述的那样，那是一个统一的地区。因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哪方面出发，它不可能被一个模式完全概括。

问题二：判断一个文化行为是不是适应环境，这个客观标准是什么？

回答：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判断。格尔茨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异域之网上的动物”。所以，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不是寻求科学规律的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更注重的是寻求异域的解释。关于异域的解释，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客观与不客观、主位与客位这样的很多争论。当我们去了解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是纯粹的旁观者，是客位的研究者，是客观的看待者，还是一个与当地的互动者。所以，作为研究的内容，田野调查的内容，我们不能用客观的东西去判断任何事情。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尊重主位对事物的解释，比如，遭受瘴疠的地区的人对瘴疠的解释，藏族人自己对一妻多夫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生存的需要，这种生活方式更能集中他们自己的财富，家庭会更为和谐，经济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其次，作为一个学者，在尊重主位解释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学知识加上更多经验的比较，再做出第二次、第三次的解释，深层次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依据的是我的田野调查，主位的感受，以及我知识的积累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东西，这样我最终完成了我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客观的？不能说是客观的，因为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判断。（备注：尹教授补充说道，因为学科背景的不同，我的意见你也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你的看法也不存在客观的我对你不对的问题，我给的只是基于我这个学科背景的思考。）

问题三：少数民族对于疾病没有适应只有忍受么？

回答：少数民族对于疾病的适应，有自己民间的一套知识体系，甚至是一套医药体系。现在就存在民族医药、民族植物学之类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尊重地方性知识？不同民族对待疾病的方法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治病防病的体系，它是这个民族在这个地方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性的东西，他们在自己可以为自己治病的情况下可以积极为自己救治、防治疾病，对当地是有效的。如，傣族大多生两个孩子、屠呦呦凭借汉族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科技结合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从科学的普适性上来看的话，有一些民族医药知识缺乏文字的记载，是凭经验时代相传的，民族医药不一定有效。

最后，建议同学们多关注生态，学习借鉴康克林学者在菲律宾对哈努诺族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出的“民俗分类”的思想，多去关注民族学/人类学对生态、文化与发展的观点和思考。

尹绍亭教授为学员们分享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为学员们提供一个从多样性角度出发去研究环境史的方法，并鼓励学员对此有更多的研究实践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