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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暑期班讲座纪要】罗康隆: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园聚落”研究
作者:发布日期:2018-08-12点击数:

讲座题目:《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园聚落”研究》

主讲人:罗康隆教授

讲授时间:2018725 14:00—15:30

讲座整理人:韩宜铮(新疆大学) 高峰(云南大学)

2018725日下午,云南大学第十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第六讲在云南大学文津楼AA报告厅开讲,本次学术讲座的主持人是罗康隆教授,主题为:《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园聚落研究》。本场讲座的主持人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锦鹏教授。

 

主讲嘉宾简介:

罗康隆,1965年生,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研究。湖北“楚天学者”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讲座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了《文化人类学论纲》、《族际关系论》、《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等学术著作15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重大项目1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社会经济发展署项目各1项,省部级项目5项。现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民族学)首席专家,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主任,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生态文化与居民健康)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生态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苗学学会会长。

在讲座开始之前,罗康隆教授就先谈及了自己曾在云南大学的求学经历,在云南大学的这块“圣地”上,感慨每次回来就如同“朝圣”一样。随后,罗教授就为什么做“家园聚落”研究向大家进行说明。他讲道:“家园聚落”问题是他长期关注并且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情感上的需要与乡村建设议题也使得对“家园聚落”的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他和研究团队也对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进行过相关实地考察,结合中国大陆的实践经验与大家进行分享与交流。

讲座内容:

一、文化与生态文化共同体

罗康隆教授首先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指出文化的定义种类繁多。泰勒的文化定义是:“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文化或文明乃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共同体社会,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克拉克洪的文化定义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或内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回顾》)

进而,罗康隆教授指出,每一种对文化的定义不能够概括当今的全部文化现象,需要更多的维度来了解文化。他指出文化可以有八个维度来理解,其一,文化是学而知之的;其二,文化是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成分衍生而来;其三,文化具有结构;其四,文化区分为各个方面;其五,文化是动态的;其六,文化是可变的;其七,文化显示出规律性,可以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其八,文化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其创造性的手段。通过以上对文化的解释,罗康隆教授总结出文化的概念:“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人为信息体系”。文化事实是民族在特定历史场景中应对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结果。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生态、生计与生命相互制衡,在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实现对环境精心的维护与高效利用的统一。

本节最后,罗康隆教授提出了“生态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指出生态文化共同体乃是特定民族在文化的作用下,其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因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凝结的文化事实体系。也即是特定民族在应对其自然与社会环境所需要解决的生存、发展、延续的问题不同,而采取的文化策略不同,因而其建构起来的文化事实也就互有差异,由此而建构起互有差异的生态文化共同体。这就形成了人类文化事实体系的多样性。

二、“家园聚落”的生命历程

罗康隆教授指出:家园聚落,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有起点,有发展,兴盛的过程。家园聚落,在文化的作用下,是一个应对所处自然环境而建构起来的地理空间的过程。家园聚落,在文化的作用下,是一个应对所处社会环境而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的过程。家园聚落,是一个文化之弧。生在其中,老在其中,病在其中,死在其中。在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罗康隆教授列举了通道阳烂侗族村落的成长历程。这个村落在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村落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有鹅从上游游到这里之后就不走了,于是认为这里适合人类生存居住,之后便开始建立了村落,修建了鼓楼和神庙并不断地开始接纳外姓。这个例子就体现了“家园聚落”有它自己的生命历程。

 

三、“家园聚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立足于其他地区社区营造的经验基础上,罗康隆教授阐明了“家园聚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概念,具体包括: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方面的内容,并对上述七个内容进行逐一解释。

1)人,是指共处家园民众共通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角色与差序格局的形成)和生活福祉的创造者,既是家园的主体,也是家园生命共同体的受益者。罗教授通过列举天柱县潘寨村的“六姓不通婚”来解释这个概念。清中期以前,天柱县潘寨村有通婚的现象,但是从乾隆25年后至今只有3例通婚的情况,其中这3例均为残疾人。六姓之间无通婚是因为大姓与小姓之间通婚,资源会被大姓控制。由于大量资金的进入,汉人的进入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外来商人使得六姓通婚被打破,大姓与小姓之间出现矛盾与纷争,六姓开始确定六姓之间不能通婚,但六姓之间要一致对外,于是形成了一致对外、内部和谐的景象。

2)文,是指家园聚落为其生存、发展、延续需要在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事实,包括流传在家园的舞蹈、音乐、仪式、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罗教授通过列举侗族大歌的当代变迁来解释。侗族的大歌为原生态,变化很大。现在的歌词多为表现侗族外出打工的遭遇来警戒后人。在忙于生计的今天,面对残酷的环境,侗族人民通过大歌向下一代传达经验哲理。

3)地,是指家园聚落特有的地理空间,是家园聚落文化对自然环境应对加工后的乡民人居环境。在家园再造对所在聚落地理特色的维护与发扬以及在地特质的强调,按照家园的文化逻辑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与地理空间,是一个“可视的、独特的家园”环境。在这里,罗教授列举了潘寨村的“小地名”与村落边界来解释。潘寨中有3000多个地名,每块农田、每一条路都有地名。整个村落就是由这些地名构成的家园,通过地名确定边界,资源利用的边界,表明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乡村里地名成为地理空间与边界的标志,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基础。

4)产,是获取生命能量的生计方式,是对“地”的一种文化凝练,它可以在心理层面更加深居民对聚落家园的自信心,产品的持续发展,资源的永续利用,达成文化与资源利用的耦合性。罗教授用麻山地区的南瓜与养蜂来的例子来解释。麻山地区种植南瓜,其中南瓜的花是蜜蜂采蜜的主要花,南瓜与养蜂相结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中南瓜还可以用来喂猪,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做到了将产业与文化相结合。

5)景,是指家园聚落的“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是家园聚落的载体,也是乡愁的所在,家园之“景”是对家园故事的延续与再造,对乡愁的记忆与构筑。是在对家园独特景观的一种创造,对家园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罗教授在这里列举了侗族村落的“公共空间”的例子来解释说明。侗族的公共空间很多,家中的公共空间也很大,通常他们居住的一楼基本是空的,被当做公共空间,所以他们的公益事业比较发达,公益产品也较多。

6)史,是指在人类、国家、民族“大历史”“大传统”影响下的乡村聚落、家族、家庭乃至个人的独特历史进程与传统,是家园聚落历史的“镜面”。在人们在家园情景中把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迷失方向,体现出文化的自信。展现出家园聚落的历史河床与文化走向。在这里罗教授列举了黎平县黄冈聚落的“款词”与从江占里的“盟誓”。罗教授指出,“款词”和“盟誓”在历史上是主要化解纠纷的手段,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7)神,是指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家园的根,是聚落社会人们行为规范一把“戒尺”——人在做,神在看。超越法律,甚至超越道德伦理,成为聚落社会秩序的核心机制。民间信仰是家园聚落的力量源泉,也是家乡(家园)之所以成为家乡(家园)的根基与表象所在,没有了民间信仰,就没有了聚落社会的灵魂。罗教授列举了从江县芭扒“立碑”仪式,立碑仪式起源于民国28年,共立了三次,立碑仪式中鬼师的地位在村民中的地位很高。罗教授指出,乡村的治理不仅在于法律条文,而在于民间信仰与村落治理相结合。

四、聚落移民的个案分析

在这部分里,罗康隆教授列举了“从江加鸠苗寨脱贫移民”、“青海花石峡藏族定居移民”、“湘西腊尔山生态移民”、“贵州三板溪库区移民”四个案例来解释了家园与移民区之间的关系,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矛盾与冲突是因为没有很好处理家园与移民之间的关系。

结语:

家园与住处:家园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住处可能是人人都有的。城里人有“回不去”的家园。家园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特定社区资源(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独特利用的过程,展现出家园的生命历程。家园建设是一点一滴在唤醒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拉近了邻里关系的同时,交还给当地人对生活环境与空间的主控权,是一个真正由下而上、浩大绵久的文化工程。

讲座后,张锦鹏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她指出,罗康隆教授的讲座通过学术逻辑与实际个案体现“家园聚落”这个概念,提出构建“家园共同体”。讲座中讲述了许多鲜活的田野故事,善于将文化事实变为文化分析,这也是所有学友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和学习的。

提问环节:

学生A罗教授您好!我对您讲座中提出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非常感兴趣。我的家乡在湘西,现在生活在城市,家园成为内心深处的一个地方。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聚落移民以政府为主导,您对城市化对聚落冲击怎么看,对形成的“空心村”怎么看?

罗康隆教授:移民在古代就有,个体移民与家庭移民有所不同。个体与聚落是有差异的。我认为“空心村”是一个谎言,它首先设定空心,主要是开发商为对农村进行再次开发的谎言。“空心村”我更愿意说它是“间歇性空心村”,外出的人们过年、过节还是要回去的,有些回不去的也是因为太远。农村中有过去老旧的房子看起来像无人居住,但是也有很多新居建立起来了。日本、法国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走过这样的历程,间歇性的空心之后出现返乡现象,台湾地区也曾出现间歇性空心,之后也出现了人口的回流,可能10年后会出现人口的回流情况,至于“空心村”是开发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骗局。

 

学生B罗教授您好!现在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在这样的战略下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就像您指出的乡村治理常常由于缺乏一定的知识才产生了问题,那高校可否派一些有志于乡村治理、家园情感的专业人士参加治理呢?

罗康隆教授:浙江省的新农村建设发展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浙江创新产业发展的迅速发展,浙江省的一个县曾派出70多个村长进行外出考察,学习治理经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现在应该向“人民需要的人类学”这一方向转变,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振兴起来,光靠大学的专业知识分子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要对此保持信心。

罗老师从与云南大学的母校情缘谈起,最后从学员的问题中落脚到了学术和现实的相互关系上,纵然学术与现实间存在仍无法弥合的鸿沟,但文章合为时而著,学术理应走在现实的前面,表达学者群体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切,而这也深深的体现在罗老师的讲座内容里。家园聚落的研究既表达了罗老师的个人理想,也是他为乡村建设开出的一剂良方,这是学者的使命与担当,也是值得我们青年学生反思和学习的地方。